上路观察要上道

上路观察要上道

1986年生于打狗盐埕,胸无大痣。一不小心这世人就太浸淫读书,跟诸事诸物不免隔阂了些,离人群稍远,偶尔也会后悔。与朋友合着《击落导弹的方法》。

我自小养成的癖好之一,是观察大众运输工具上的人。衣着、髮型、配件、妆容、手上滑的APP或读的书,看人像张发票,记不清楚在哪消费的,条码和金额却陆续透露线索,引诱你进一步推敲。这人年纪多大,是什幺身分职业,回家路上或赴着什幺约,跟旁边的人有没有暧昧。有次在木栅线上看到三十出头岁的微秃男子在看平装本的《Perdido Street Station》1,很想传脸书的仙人掌系列贴图给他。偶尔,譬如上星期天早晨的东门站,一个瘦削女子忽然就倒在月台边,半点声响都没发,谁找到对讲机通知站务人员,众人还没回神。

而公车是更容易解析的几何,因为它的站牌切得细琐、贴近日常生活,在不同时机遇过几次,某人的生活地图自然浮现。相对于捷运,它的班次间隔较长,从站牌开始你就有机会开始观察,偶尔甚至会受到感染,从一张陌生而哀伤的脸,忆起自己陌生的哀伤。

行人的出版品里有条别緻的小径,2011 年出版、科仁谈「侘寂」的小书《Wabi-Sabi》应该可以当成林子里一处阔地,由此走向《城市密码》(教你辨认时间与路巷的边界)、《路上观察学入门》(教你当个有品味与条理的ストーカー[跟窥者])、《摆放的方式》(教你看橱窗)和《巴黎地铁上的人类学家》(坐惯摇椅的学者连地铁都能当摇椅坐)。基于私密的小癖好,我一路跟读这脉书也是很合理的。

装帧近似《Wabi-Sabi》的《巴黎地铁上的人类学家》,收了三篇叨叨碎碎的散写,其共同主题与其说是巴黎地铁,不如说是一种理解邻人的期望。作者欧杰今年要过八十大寿(可望挑战生年破百、怀忧不只千载的李维史陀),长于二战的他写地铁站名扣连的记忆,倒不至于跟台湾文言文联盟一样僵死不化,他观察到地铁站名已不能唤醒巴黎人的集体记忆,通勤人看着路线图上站名连缀,专注计算路程时间会令他们迟到或早退,又在哪一站有机会猎到一个座位。反倒是往足球场的路程上,球赛观众之间的眼神交流,手上的加油道具蠢蠢欲动,即便不看球的同路客也会沾染片刻欣慰2。当局尝试将记忆铭入站名,以此树立并延续权威,然而纪念碑本身不会纪念,总要有人不断作功。

我读着就想到北高的捷运经验,近两、三年特别汹涌。你记得吗?送仲丘那天,三一八运动那阵子,善导寺站几个出口都能捕捉到满载的情绪,彷彿每个人都是首谋(但你我多半不是实际为社会运动吃官司的人,其间的落差当然也指向许多问题)。每年同志游行也都是从前往集合地点的捷运路程就开始了。路跑,跨年,演唱会。当然,迴龙设了捷运站而乐生担纲一号出口,委实是难堪的「进步」。事件与地点,记忆与情绪,私人的,公共的,被大众运输工具扯在一块儿,宛若隔层膜似地「不可触」。

从卫星都市或「副都心」前往忠孝与南京上班的通勤人,校服煞有介事的学生,「顶多感受到的是破碎的神圣性」,「只能依稀记得,但已失去诠释它的能力」,欧杰写道。有时,微调过的课纲或名嘴口中的历史竟尔成为赋予这些事件、地点、人物意义的源头。

「路上观察」这类书侧重观察的方法,然而如何诠释是一样重要的。有意实践捷运观察的人,欧杰建议:

要放弃向往来的乘客提问(不过机会来临时,倒是可以和他们闲聊),更不要试探他们,人类学者只需要满足于观察他们、倾听他们,甚至是尾随他们。

搜集来的可能是不连贯、无条理的景象碎片,欧杰仍鼓励你尝试依属性、类型分类,着手既久,还能换别种分类交叉印证。

他没有提醒读者,这种作为往往沦于耽溺与幻想,一旦朝错误的方向倾斜,「人类学家」或其他名目都矫饰不了。城市缺乏对质与印证的机会,弔诡的是,我们之中许多人正是冲着这种以匿名、弱连结多过强连结所织就的「自由」,离开家乡。这种「自由」是路上观察得以成立的条件,却也是危机所在。

错将这种自由误认为自己的才调,误以为观察他人的行动就理所当然无涉自恋,则是危机的本质。「这部记录器所产出的影像,也逃不出这个舖张浪费世界的经济运作框限,逃不出日益加剧的冲突,逃不出毫无节制的生态后果」,布列松写得直率,「这部记录器」是相机,也是进行路上观察的个体。伊薛伍德的《再见,柏林》劈头说自己「是一台不闭快门的相机,完全被动,不断记录,毫不思考」,然而对照这台「相机」输出的照片,话中反讽的味道就像焦味一样刺鼻。

  1. 缪思有出译本《帕迪多街车站》,我附议这是本值得「弄来至少看两遍」的秀异作品。 ↩
  2. 不妨比较此书跟朱天文《巫言》中「不结伴的旅人」意象。自身习气的桎梏,终归要靠自己挣脱。明明都读李维史陀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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