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因与她的快乐小伙伴之二:「多情种子」的注定

徽因与她的快乐小伙伴之二:「多情种子」的注定

  在林徽因、徐志摩一前一后回到中国之后(参见本系列上一篇),由于同在北京,林徽因持续受到了徐志摩热切地追求。这时,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访华,正好又为这段关係添加了一些元素。

徽因与她的快乐小伙伴之二:「多情种子」的注定 

  梁启超在北京政学界深具影响力,同时他也与北京《晨报》副刊总编辑号称「副刊大王」的孙伏园(1894-1966)交情深厚,因此, 那些主题文字能于副刊刊登,梁启超也是拥有相当影响力的。在梁启超成立的「讲学社」里,林长民、徐志摩都是其中成员, 「讲学社」创设的任务之一是邀请国外的着名学者来华演讲,在第一炮邀请英国哲学家罗素(Betrand Russell, 1872-1970)及其女友布莱克(Dora Black 1894-1986)访问中国后,梁启超经过策划,终于邀到印度诗人泰戈尔点头访问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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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学社社员徐志摩数年来作为超级「泰戈尔粉」并与其书信往来定交,自是作为「竺震旦」(即1924年5月8日北京祝寿会上梁启超取的名字)的华语舌人全陪的最佳人选。徐志摩对于泰戈尔的崇拜,还可以从他与林徽因共同参与的文化团体「新月社」看出来──「新月」的命名灵感就来自泰戈尔的诗集《新月集》。由于一代诗人来访,北京文化界计画帮印度诗人热热闹闹的过个生日,而在中国, 热闹的生日跟戏剧是脱离不了关係的。作为新月社中的年轻小女生,林徽因当然必须全力应援,多才多艺的她还可以客串角色,粉墨登场以英语演出,林徽因是女主角「契玦腊」,张歆海当男主角,徐志摩扮演爱神,梁思成担任舞台布景。当时,既说得一口流利英文、又能作为恰当陪同者陪同诗人出游北京各景点的林徽因,当然也引起了泰戈尔注意。泰戈尔把郎才女貌的恋情看在眼里,就想进一步帮这两个有情男女作媒,当然,最后没成(也幸好没成,是吧,不然民初的政商两界还不知道要乱成甚幺样子,徐家的二太太可不好当的)。


  在「竺震旦」忙碌参观、演讲──不只讲诗,也讲哲学──的行程中,其中一站便安排参观北京紫禁城──并由当时还住在紫禁城的前清中二小皇帝溥仪作东,接待泰戈尔参观了紫禁城的御花园。于是,当时担任前清逊帝溥仪及婉容夫妇的外语教师庄士敦(Sir 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1874-1938)、任萨姆(Isabel Ingram,1902-1988)也因此与一干人等在紫禁城内留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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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说,徐志摩对林徽因、梁思成谈起恋爱的过程,虽然看在眼里,但心底仍抱着一丝期望,紧追不放。梁实秋是梁思成在清华学校的同学,他写过一个小故事,大概的情况是:梁思成、林徽因星期天在北海公园蔡公祠约会(邻近有梁启超主持之松坡图书馆,),徐志摩火速闻讯前来,两个小情侣不得不闪避这个不速之客,并且在门上贴了字条:「Lovers want to be left alone」。徐志摩吃了这个闭门羹,终究只能怏怏离去。

  在泰戈尔访华活动结束后,林徽因、梁思成达成某些共识,并打算接受家族安排共赴美国读书。林徽因考上了官费奖助,并找到了愿意接受女生入学的宾夕法尼亚大学──而非专收女子的文理学院──打算就读宾大少数接受女生就读的美术系,于是梁思成选择了同校的建筑系,并在学士完成后继续于研究所深造。(我们开始知道男女共学之途是抗争许久的事了?)在二人出国就学期间,梁思成的母亲去世、林徽因的父亲在东北参与郭松龄兵变失败逃亡时中枪(发生在1925年底)为他们的求学之路与感情之旅增添了变数,但他们都没有因此中断或放弃学业。事实上,梁思成、梁思永本来捨不得离开病重的母亲,是梁妈妈坚持「我会等到你们回来」才去的美国。因此,得知母亲噩耗后,梁思成仅能返国奔丧便重新奔赴美国继续学业,梁启超也一肩承担起林徽因在美国的支出,算是对长年盟友尽了朋友的情义,与一个长辈对未来媳妇的照顾之意。

  就算是经过了这些阶段,再加上梁林双方的男性家长都觉得梁思成与林徽因是天作之合,梁氏家族内还是没有办法统一林徽因是否能作为一个得体梁家第二代女主人的意见──「出身」问题还是隐而不现的关卡。面对家族内的杂音,就算强硬如梁启超,也只坚持自己的意见说:「我看对人。」却无法也不愿专断此事,仅以怀柔手段,言词温和而带安抚企图扭转家中其他人对此事的看法。早从1923年1月7日,梁启超写信给大女儿梁思顺(即梁令娴,1893-1966,梁思成之姊)就见痕迹:「思成和徽因已有成言,(我告思成和徽音需彼此学成后乃定婚约,婚约定后不久便结婚),林家欲即行定婚,朋友中也多说该如此,你的意见怎样呢?」


  但二人真正的订婚式并不在此时,只可说是双方家族与当事人的「默契」了。

徽因与她的快乐小伙伴之二:「多情种子」的注定

  梁思顺是日本女子师範学校毕业生,是日本女子教育所追求之「贤妻良母」的代表,她在母亲李端蕙生病期间,协助母亲处理家信的书写往返。她除了是梁母反对梁、林结亲立场的坚定支持者,也逐渐接续了母亲的地位,成为梁家女眷的重心。梁启超内心毕竟希望女儿能赞同这门亲事,维护家庭气氛和谐,常在家信中不死心的游说,希望能得到女儿对这门亲事的谅解,也得到女儿的协助──以便排除梁氏家族内部对未来女主人的杂音。这个情况,在1923年11月4日梁启超的另一封信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徽音我也很爱她,我常和你妈妈说,又得一个可爱的女儿。但要我爱她和爱你一样,终究是不可能的。……我觉得我的方法好极了,由我留心观察看定一个人,给你们介绍,最后的决定在你们自己,我想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徽音又是我第二回的成功。我希望往后你弟弟妹妹个个都如此。(这是父母对于儿女最后的责任。)我希望普天下的婚姻都像我们家孩子一样,唉,但也太费心力了。」


  这封信里,除了可以看到梁启超自认这门亲事的正确性,也可以窥见当时这门亲事最大的阻力是来自梁家的正牌女主人、梁启超的髮妻李端蕙。由于梁启超长期对于家庭事务与人情义理的亏欠,他不得不/必须顾虑妻子的感受与意见。梁启超回忆过妻子的关键作用:


  「启超素不解治家人生产作业,又奔走转徙,不恒厥居,惟以着述所入给朝夕。夫人含辛茹苦,操家政,使仰事俯畜无饑寒。自奉极刻苦,而常撙节所余,以待宾客及资助学子之困乏者。夫人厚于同情心而意志坚强,富于常识而遇事果断。训儿女以义方,不为姑息。」

  梁思顺与母亲站在同一条线是可以理解的,从上文我们可以得知,大家族的主母是整个家族后勤的重心,需要稳定整个家庭的运作──梁思顺只要一想到林徽因的複杂家庭状况以及自家即将面临被捲进林家这个複杂的毛线球里,便会重新思考一次:把家族主母之位轻易交託给一个对梁家稳定毫无助益,并可能会增添乱源的女子到底是福是祸呢?也因此,1925年7月10日梁启超再一次语重心长的在家信中述说/游说:「思顺对于徽音感情完全恢复,我听见真高兴极了。这是思成一生幸福关键所在,我几个月前很怕思成因此生出精神异动,毁掉了这孩子,现在我完全放心了。」


  梁思顺在母亲过世后,可能考量家族急需一个新的女主人,或许也考量了弟弟的意愿,终于被家中从爸爸以下以及其他弟弟等人多方游说成功,不再反对这门亲事。她的最终表态,形同开了绿灯。让当时已经情归徽徽,却肇因母亲与大姊反对,以至于未能在早前成婚而深受苦恼的梁思成,最迟也最好的婚姻祝福。

  在林长民过世后的12月27日,梁启超写信给梁思成,在信中摆出了父亲的交代,温柔慈爱中却也有霸气,要梁思成摆脱男孩气,要有更坚强的肩膀,更能让林徽因依靠:


  「第一、你要自己十分镇静,不可因刺激太深,致伤自己的身体。……你不要里外的老父为着你寝食不宁,这是第一层。徽音遭此惨痛,唯一的伴侣,唯一的安慰,就只靠你。你要自己镇静着,才能安慰他,这是第二层。」

  「第二,这种消息,谅来瞒不过徽音。……但你可以传我的话告诉他:我和林叔的关係,他是知道的,林叔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何况更加以你们两个的关係。我从今以后,把他和思庄一样的看待他,在无可慰藉之中,我愿意他领受我这种十二分的同情,度过他目前的苦境。他要鼓起勇气,发挥他的天才,完成他的学问,将来和你共同努力,替中国艺术界有点贡献,才不愧为林叔叔的好儿子。这些话你要用尽你的力量来开解他。」

  「徽音留学总要以和你同时归国为度。学费不成问题,只算我多一个女儿在外留学便罢了,你们更不必因此着急。」

  所以,虽然我们前面说了不少梁思成无法成为当时淑女眼中佳婿的原因,但梁思成其实是个有感情、有感觉,也是一个柔软而感性的男人。只是,为了当好「公主护卫者」,从这刻开始,他必须展现对外刚强的一面,同时负起照顾好林徽因母亲等林家成员的责任。

  但,守护好徽徽,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原因我们容后再续。

参考资料

1.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页979, 1006, 1046, 1068。
2. 〈竺震旦诞生与爱情名剧「契玦腊」前晚协和大礼堂空前盛会〉,北京《晨报》,1924年5月10日,6版。
3. 梁实秋,《槐园梦忆(全本)》(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页14。
4. 梁实秋,〈赛珍珠与徐志摩〉,《雅舍散文》(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页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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